道士朱去非在妙庭观内，挖到了一只上盖铜盘、下托琉璃盆的丹鼎，鼎里居然还有王母娘娘侍女董双成当年吃剩下的“百花丹”。
此事，后来传到了杭州通判苏东坡的耳朵里。董双成是历代诗人热情吟咏的仙女，在她的故宅惊现她的遗物，那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于是，苏东坡就快马加鞭，兴致勃勃地直奔富阳县西北十五里的临湖村。只可惜等他赶到的时候，只看到了一只空鼎。
无奈之下，苏东坡向观里借了纸笔，怀着遗憾的心情，写下了一生所作3000多首诗词中标题最长的《富阳妙庭观董双成故宅，发地得丹鼎，覆以铜盘，承以琉璃盆。盆既破碎，丹亦为人争夺持去，今独盘鼎在耳，二首》——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谁曾想到900多年过去了，凤凰山麓又发生了一件十分轰动的事情。
因为320国道的改建，泗洲宋代造纸作坊遗址重见天日。人们猜测，妙庭观当年画符、书写用纸，也产自于此。
这处迄今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工艺遗存保存最完整的造纸遗址，是杭州乃至中国造纸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一笔文化遗产，亦是富阳宋韵文化组成部分中最重要的一块基石。
民国《浙江之纸业》指出，“论纸，必论富阳纸”。富阳是闻名遐迩的造纸之乡，历史可以远溯魏晋，在嵊州一带出现“嵊藤纸”、余杭造出“由拳纸”之时，富阳就以桑皮、藤皮、楮皮为原料生产皮纸了。
相传，东晋葛洪（283年—363年）在葛溪畔的崤山炼丹时，发明用石灰腌制浆法和黄檗汁染纸。据此，民间认为“叨授葛仙遗教”，富阳造纸在起步阶段就有名师传授。
“莫惊反掌字，当取葛洪规。”这是唐代诗人李峤的咏纸诗，意思是不要惊异有些纸张正反面都有字，那正是像葛洪这般勤奋的人写下的，这也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啊！
作为皮纸主要原料之一的桑枝，数富阳又多又好。唐代方干《新登城楼赠蔡明府》有句“但见川原桑拓稠”，北宋苏东坡《新城道中二首》亦有吟“试向桑田问耦耕”。清光绪《富阳县志》载:“（杭州）府志云有女桑、山桑出富阳者佳，余县接种者亦名富阳桑”“每有新涨沙地，皆种桑树”。
“竹笺”一词，最早见于唐代李肇《唐国史补》。而“竹纸”一词，首次见于南宋赵希鹄《洞天清泉》：“若二王真迹，多是会稽竖纹竹纸。盖东晋南渡后，难得北纸。又右军父子多在会稽故也。”
从造纸原理的角度来看，皮纸选用的茎皮类原料纤维多而木质素少，而竹子的纤维较少且木质素比例较高。造纸工艺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脱除木质素和分散纤维，所以麻类、藤类等韧皮类原料更易于造纸，竹子则需要更加复杂、精细的加工工艺才能达到满意的纸之品质。
西晋郭义恭《广志》中云：“嫩竹可造纸”。早在东晋南北朝时，富阳就开始以嫩竹为原料生产竹纸了。不过，制作出来的纸品质量差强人意，“随手便裂，不复粘也”。但竹纸一旦出现，其经济上的优越性马上显示出来，再经改善，很快就取代了麻纸和藤纸。
浙江是唐代纸的主产地之一，唐代也是浙江造纸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根据《元和郡县图志》《书·地理志》《通典》等史料记载，唐代全国生产贡纸者共11州（郡），其中浙江就占了杭、越、婺、衢四州。富阳所产的上细黄白状纸，为纸中精品。
唐垂拱三年（687年），孙过庭在富阳竹纸上写下3727字的煌煌大论《书谱》。书中阐述的书理，见解极为精辟，其书法亦精妙绝伦，正如宋高宗所云：“《书谱》匪特文词华美，且草法兼备。”
至宋，富阳竹纸手工制作技艺有了长足发展，生产的元书纸、井纸、赤亭纸以“制作精良、品质精粹、光滑不蠹、洁白莹润”而被誉为“纸中上品”。
有关富阳造纸现存的最重要早期文献，见于南宋潜说友撰《咸淳临安志》卷五十八“杭州物产：货之品”中：“纸，岁贡藤纸。按：旧志云：余杭由拳村出藤纸，省劄用之；富阳有小井纸；赤亭山有赤亭纸。”又南宋吴自牧撰《梦粱录》卷十八载：“纸，余杭由拳村出藤纸；富阳有小井纸；赤亭山有赤亭纸。”
所涉地名“小井”“赤亭山”，分别为今富春街道宵井村、东洲街道鸡笼山（一说大源镇亭山）。
南宋遗老周密在《癸辛杂识》所记：“淳熙末（官府文书）始用竹纸，高数寸，阔尺馀者”。其实，在北宋真宗时期，富阳元书纸已成为朝廷锦夹奏章和科举试卷的上品用纸。
古谚有云：“京都状元富阳纸，十件元书考进士”，其字面意思是指举子使用富阳所产元书纸备考从而金榜题名，同时反映出富阳所造竹纸在宋代科举、教育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
宋室南渡，临安（今杭州）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学子研读、刻印书籍之风兴盛，对纸张的需求量猛增。富阳作为畿县，历史上又以产纸闻名，于是饬令时任富阳知县李扶督造印书纸。李扶的家乡建州松溪（今福建松溪）也产竹纸，因而他雇来建州纸农，与富阳纸农几经试制，因当时的富阳竹纸脆软疏松、纸面毛茸，不堪印书，但可供国子监生起草文书和练习书法之用，故称其为“元书纸”。而古时“原”“元”二字相通，“元书”有文章、书法草稿之意。后对抄造工艺不断改良，富阳纸农终于造出了纸中上品，成为可供印书用的纸张。
另据民间传说：宋朝吏部重臣谢富春，有次在行文中用富阳赤亭纸写奏章，皇帝见奏章字迹清楚，纸质洁白，叩弹有音，闻有清香，便召谢臣，问其故？谢奏曰：此乃富阳赤亭文书，用竹浆而造。经亲试，落笔粗细自如，不渗不破，书写畅如游龙，纸质优于当时朝廷通用的“棉藤纸”，当即传旨谢臣，可作朝廷御用文书。因皇帝正月初一天坛庙祭（又称元祭）时专用此纸书写祭文，故称“元书纸”。实际上是将赤亭纸改了一个名称而已。
宋孝宗乾道年间，富阳主簿杨简授依托本地兴盛的造纸及印刷业，兴学养士，文风益振。陆九渊途经富阳，夜集鹳山“双明阁”，指示心学。《宋史》四百零七卷写道：“会陆九渊道过富阳，问答有所契，遂定师弟子之礼。”
清代大学士董邦达一生与富阳竹纸相伴，很多书画作品都是在元书纸上完成的。致仕前，因家境贫寒，他流寓在壶源溪一带教书度日。要说湖源山里有什么特产，那就是竹纸。即使在今天，湖源乡仍然是重要的元书纸原产地。面对善学乐教的小先生，朴实无华的农民别的东西可能拿不出手，元书纸管够啊！
董邦达和董源、董其昌并称为中国书画史上的“三董”。在这些元书纸拥趸者的影响下，富阳纸成为文房四宝中的宠儿。据说，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钦点董邦达之子董诰任《四库全书》副总裁，所用的纸张大都产自富阳。
草纸（又称毛纸、坑边纸），为富阳土纸的“后起之秀”。明建文年间，宵井村农用竹浆造纸原理，开始用稻草作原料，生产出草纸。此后，草纸生产传遍富阳、新登的产粮区。
每年，农民在忙完小麦、水稻生产后，就腌麦秸秆、稻草做纸，成为产粮区的主要副业。草纸中的小坑边纸，曾长期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素为富阳之大宗土特产。
明末清初，造纸业经过短期衰落后，于康熙乾隆朝迅速恢复，富阳土纸生产也步入兴旺阶段。
富阳坑边纸，纸面黄亮，厚薄均匀，富有弹性，手感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