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皮的乡亲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大部分同志是步行调查,渴了就喝一口咸水,饿了就吃一口地瓜面窝头。由于营养不良,许多同志都水土不服
当时的南皮县,由于降水稀少、地表水咸度高,土地盐碱化严重。当地的一首民谣道出了农业生产的艰难:“春天白茫茫,秋天水汪汪,十年九不收,糠菜半年粮。”
李振声院士根据当地的土壤状况,将“小偃”系列品种引入南皮,并进行进一步的杂交改良,当年就实现粮食大幅增产。此后,在黄淮海地区大面积推广,6年间实现粮食增产504.8亿斤。
刘小京,现任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站长,一个地道的河北汉子。1991年初进南皮站时,他刚刚研究生毕业,还是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
如今20多年过去了,岁月在他的身上留下了太多的印记:黑红的脸膛,宽宽的肩膀,刚刚四十多岁,脸上的皱纹已经清晰可见。
由于长期在盐碱荒地上劳作,他的双手变得异常粗大,牙齿也变得发黄。仅从外貌上,已经很难将他同当地的农民区分开来了。如果不是经人介绍,谁能想到他竟是一位曾经留学美国的学者、日本东京农业大学的博士生!
1994年7月,刘小京到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游学。彼时世界范围的农业科技大潮方兴未艾,光明的前途似乎正在向他招手。然而,刘小京却在一次返乡探亲后提前结束了留美生涯,回到南皮试验站工作。
“刚开始是看站里缺人手,后来工作时间长了,有感情了,就不想走了。”刘小京说,那时候他是个“光杆司令”,却干得甘之如饴:一年12个月,他有9个多月都呆在站里,逢年过节也不例外。
“如果当初没回来,现在会怎样?”记者问。“不能那样算,”他嘿嘿一笑,“谁让咱学的是这个呢?谁让这里是咱的家呢?”
欧阳竹,著名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山东禹城综合试验站站长。从1983年大学毕业至今,他已经在禹城试验站工作了31年。
欧阳竹是南方人,刚进站时,还是个“白面书生”。但长期的风吹日晒和田间劳动,使他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当地人:脸晒黑了,连说话的声音也粗了。除了专业的农业生态观测,拉犁、扶耧这些当地农民能干的活儿他也全都会!
而他所在的禹城综合试验站,也从一个人员、设备都缺乏的小型试验站,发展成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国家生态系统重点试验站。
山东省无棣县的赛尔农业示范区,现在是一片绿油油的麦田。示范区的承包户告诉记者,如果不出现大的自然灾害,今年这里的平均亩产有望超过900斤。但是谁能想到,这里之前曾是一片寸草不生的盐碱荒地。
欧阳竹至今仍记得他们初到这里时的情形:百姓们听说我们要治理盐碱地,在这片土地上种庄稼,都笑了。有的还忍不住地劝告:“治病不治癣,治土不治碱,治碱不露脸,你们趁早别治了,治不好砸了科学院的牌子怎么办?”
可欧阳竹他们偏偏不信邪,硬是要把这块骨头啃下来。他们根据水土资源状况,提出了“重盐碱地、渍涝洼地和风沙地”综合配套技术。当年就使土壤得到了大幅改良。
对于具备引黄灌溉条件的盐碱荒地,他们采用挖鱼塘、建农田,立体种养的模式,做到了当年治理、当年开发、当年见效。经过治理的鱼塘亩水面咸鱼产量达710公斤,农田粮食单产超过一吨。昔日无人问津的积水荒地,竟成了鱼肥麦香的小粮仓。
现在,当地的盐碱荒地面积已经大幅降低,由之前的成片分布变成了零星分布,甚至基本消失。
盐碱地的改良和治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环渤海地区尤其如此。由于地下水位较浅及海水倒灌等原因,这里的盐碱地常常是治一阵就好一阵,刚刚脱盐很快就返盐,效果不能持久。
刘小京等人则因地制宜,探索创造了“咸水结冰灌溉法”来改良土壤,降低土壤盐度:“冬天温度足够低,咸水也可以结冰。而在融化时,高浓度的冰先融化、入渗,后融化的微咸水和淡水起到洗盐的作用,使土壤表层脱盐。到春季时,再覆上地膜,防止土壤蒸发返盐。”刘小京说,经过这样整理后,地里就可以种植作物了。
实践证明,这种方式的脱盐效果明显。许多荒地在治理后,当年的棉产量就达到了200多公斤,“几乎与内地的中产田相当了”。
当地的农民说:“中科院的专家们把成片的盐碱荒地变成了良田,做成了我们祖祖辈辈想做而做不成的事情。”
在河北省南皮县,当地的农业局长自豪地告诉记者,因为南皮站的存在,他们的农业技术推广员中,已经有了5名研究员、8名副高职称的推广员和58名农艺师。在一个县级的农业局,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而在山东禹城,当地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我老家离禹城60公里,但老百姓的科学素养与禹城相比,可能要差5到10年。”
“周围县都羡慕禹城。”他说,“中科院禹城试验站30多年来带给禹城的是思想解放和开放意识,这包括如何促进农民致富,如何利用新的技术、信息,并在当地推广,转化为现实的成果。”
一个现实的例子是:禹城站原副站长程维新从中科院引入了从玉米芯中提取功能糖的关键技术,使禹城生产的多功能糖占全国70%～80%的市场份额,年产值超过一个亿。如今的禹城,已是远近闻名的功能糖城。
李振声院士今年已经83岁了。至今他还记得自己刚进禹城时的情形:“那时生活仍很困难,一起的同志有的住在破庙里,有的住在饲养场,大部分同志住在民房里。后来工作条件有所改善,科研人员出去调查仍要背三个包,一个包带文献资料,一个包是衣被,一个包带挂面和炸酱。”
而另一个他多次提及的故事则是:1981年10月,中科院地理所左大康所长等一行7人乘坐工具车去禹城试验区,在河北省青县同迎面违规开来的车辆相撞,当场车翻人伤,有的人血流满面。而同志们从车里爬出来,拦了一辆卡车到沧州医院简单救治后,又继续前进。
“那时的人多简单啊,条件那么艰苦,工作却那么认真!”李院士说,“为了治理好黄淮海的盐碱地,再苦再累都不怕!”
后来,他将这种忘我献身、艰苦创业、团结奋进、勇于克难、持之以恒、执着追求的精神总结为“黄淮海精神”。
物换星移,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决战黄淮海”的中年人,如今已经垂垂老矣。当年的小伙子,也已变成了中年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年轻人会怎样?这是李振声院士时常忧虑的。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从都市走向农村,沿着他们曾经走过的路,继续奋斗。
陈化榜,李振声院士的高徒,国际知名的农业育种专家,曾任美国印地安纳州作物改良中心高级研究员、遗传研究室主任。2008年,他毅然放弃国外种业公司的高薪聘请,回到南皮综合试验站工作。
娄金勇,中科院地理所研究人员,今年还不到40岁,却已经在禹城试验站工作了十多年。一年12个月,他有三四个月都不能回家。
郭凯,一个80后,刘小京站长的博士生。自从跟随刘小京做研究后,就一直在南皮一带的盐碱地上工作。入学时眉清目秀的他,现在常常被旁人认作当地的农。